我们讲数字营商环境的时候，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准备把营商环境的哪一部分给数字化？如果我们把营商环境定义为一个战略，那么最终我们是不是要把整个战略数字化，还是只是其中某些部分、模块或者功能的数字化？其实，我们国家所打造的营商环境与全球其他国家所打造的营商环境有共性也有所不同，共性是都基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发展需要，区别在于营商环境的服务主体与内容主要是政府所为还是多元主体所为，还有当提出“三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时候，我们所指向的内容与其他国家所讲的并不完全一致。比如我们说的国际化主要着眼于如何帮助解决外资遇到的问题，而国际化营商环境典型的实践是注重社会服务主体的工作，发挥产业生态的作用，节制行政行为作用的范围。
比如说，全球营商环境在世行评价的前50名国家中，它们的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行政手续非常少。刚才我看到我们广州已经优化到这个程度了，50多个部门涉及1300个行政服务事项，但是全世界前50名的国家大概平均只有我们几分之一的事项，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做生意一辈子可能都不需要见一个公务员。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要优化营商环境的任务还很艰巨。因为我们管太多、太细，只要你管得多，有一张手在中间，不管这张手怎么便利，企业就是会感觉不便。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们还需要将这些手续简化，并尽可能数字化办理，的确我们可以看到手续数字化这个方面已经为便利化和标准化的政务服务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但是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市场化做的还远远不够。
市场化的本质就是企业不仅是营商环境的服务对象，还应该是营商环境的主体，也就是说服务营商环境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因为政府本质上对企业了解也很有限，就算政府全心全意的为企业着想，政府想的跟企业想的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比如说政府部门做的营商环境文件企业几乎看不懂。最近中央出台了关于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据我们的调查显示，有50%的企业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这项政策，而在看过政策的50%的企业中，有很大一部分企业主看不懂，是因为政府和企业不在一个话语体系，所以企业需要中间的转述专业服务。这就像是一个离婚的人到法庭上，他自己说不清楚离婚的事情，需要律师来帮他处理。因为离婚的人通常不会认真去研究法律，而法官虽然明白法律，但他可能无法用当事人能理解的语言来沟通。这时候就需要一个中介，被告一个律师，原告一个律师，他们使用专业语言确保沟通顺畅，这说明专业服务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把专业服务机构看作是营商环境建设的主体，那么在我们的体系中，有哪一个部门是把专业服务当做营商环境的建设主体呢？答案是极少。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当我们在谈论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数字营商环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要数字化的东西？什么是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因为如果我们把营商环境的圈圈画得太小，就可能忽略了其他重要的部分。表面上看，我们的营商环境建设得不错，比如刚才各位分享者讲的广州营商环境优化经验，都很好，但为什么去年广州的经济发展没有达到预期呢？再比如，全国有一些城市，他们在营商环境考核中得分很高，但经济发展水平却相对较低，这是为什么呢？考核得分高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一定好。这就说明，我们不能仅仅看手续是否便利来判断营商环境的好坏，也不能认为手续做好了，生意和经济就一定会好。所以，如何定义营商环境的圈圈非常重要。
这是今天我来讲产业营商环境首先要讲的，我们发展到这个阶段，手续化的营商环境是不是非常重要？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如果一个地方连基本的手续都办理不顺畅，怎么在这地方做生意？像广州这样的城市，它的天性和过去改革开放的优势就在于市场化做得相对较好。而市场化做得好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干预较少。与其他地方尤其是与中西部城市相比，广州的政府干预确实较少。正因为政府干预少，所以它极大地释放了市场主体，包括专业服务主体的活力。比如广州的税务中介服务机构大概有两万多家，这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而我们西部很多省会城市的专业服务机构也只有六七千家，不管我们认可不认可，超过70%的小微民营企业广泛使用这类专业服务机构为他们服务，包括接触与营商环境相关的评价和服务。在手续型营商环境优化中，其实很多工作还是要靠专业服务机构代办好的，他们也才真正在乎与关注这些东西，因为他们靠这个吃饭。
那营商环境接下来应该怎么走？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企业按照不同的行业来划分，会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对目前的经济发展、行业发展和营商环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营商环境并不是一般性的，不同的行业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现在讲人工智能行业，相关政策密集出台，企业感受会好很多，但如果你是做生活服务业或者制造业呢，感受可能就没有那么好，因此，民营企业希望有更加有产业针对性的营商环境服务体系。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一次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了习总书记所倡导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于未来行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提出人工智能+的行动，意味着各行各业都将走向人工智能化。这里说的不仅仅是数字技术，比如说河南漯河的食品行业，实现了全新的自动化水平，以双汇为例，他们以前做的是猪肉肠和牛羊肉肠，现在用肉鸡制作肠，从孵蛋到最后变成肠，全过程都实现了无人化。下一步中国社会经济要想真正大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把新质生产力做成一个行业，更重要的是要把新质生产力赋能给各个行业。
过去，像苏州这样的城市，几乎看不上饮料行业，但是苏州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招了两个投资具有规模的大项目。一个是星巴克的，还有一个是可口可乐的。过去这一类的项目都是所谓腾笼换鸟的对象，但现在却成为了招商引资的热门。广东也一样，广东的涂料过去也是腾笼换鸟的对象，但现在这些被腾出去的企业，在其他地方进行了集成的环保处理和优化提升之后，又回来变成了广东招商引资的对象。这就说明了新质生产力本身风云变幻，而且正在还将更加赋能各行各业。
那我们今天来提一个问题：营商环境建设能不能赋能各行各业？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营商环境不再是一种一体化、统一标准化的东西。当营商环境针对不同行业进行服务时，它必然会有行业的区分。所以将来呢，会有一类是未来产业，有一类是已经基本成型的新兴产业，还有一类是中国的最多的民营企业所涉及的全产业链、全产业门类的传统产业，它们可能是做服饰，可能是做食品，也可能是做建材，但这些产业会需要在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之下发展。
如果说手续性的营商环境是营商环境建设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那么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产业营商环境——每一个产业都应有与产业价值链相匹配的产业营商环境服务要素链，一个地区有几个主导产业就应该有几条营商环境服务链，这些链构成纵轴；横轴是什么呢？政务服务是一段、产业生态服务是一段、专业服务是一段，各段形成的服务长链是纵轴。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城市中所谓产业营商环境的新矩阵。围绕这个矩阵，我们可以去数字化监测每个行业中它的要素，看我们支持了哪些要素，支持是否到位。
比如说产业技能人才这件事情，我们广东今年开的营商环境大会就聚焦了人才金字塔的塔身人才，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企业不仅仅需要顶尖人才，更需要的是产业专业人才和中坚人才，这个才决定了城市的招商引资能力。我们去年和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一起发布了108个案例，其中三十多个案例涉及到人才培养，那么培养人才的最关键的动作是什么？当分析这些案例的时候，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值得我们的城市去学习。可能其中有三个城市的做法与我们的条件相似，甚至我们的条件比他们还要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学习他们的标杆，并且做得比他们还要好。所以，我们通过解剖这些标杆案例，利用图谱推衍技术找出标杆案例中的关键事项与要素，然后用这些要素和塑造条件找到学习他们的方式，这就是我们利用数字化的方法进行标杆学习。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用数字化的方法来决策，解决我们在某些产业营商环境方面的关键问题。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产业技能人才的培育，如果你现在研究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需要了解人才应具备的能力板块，以及这些能力是如何获得的，再与学校培养的计算机专业和应用数学专业的学生所具备的能力要素进行对比，你会发现95%的情况下它们根本不匹配。学校提供的只是基础知识甚至过时的知识，而没有真正的技能。那么，什么是技能呢？技能是能够让你持续动作，确保产出的能力。如果学生缺乏这种能力，就意味着无论学校提供什么样学历的人才，无论是学士、本科、硕士还是博士，他们都不可能真正满足产业的需求，就说明在这一点上营商环境不怎么好。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产教融合并不能完全解决人才供应问题，我们必须在产教融合的基础上再加上四个字，那就是“以产主导”。这就是德国和印度等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中采用的最经典的模式，即由根据产业需求来决定教学内容，将学习与实训相结合，并且形成一定的规模。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能够明确赋能的主体是谁，内容是什么，由谁来提供，进而确定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对策。这个实务的操作过程，我们称之为数字化决策。
最后，需要讲的是产业营商环境政策的数智化评估。我们观察到，广州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所做的努力中，某些环节确实做得相当不错，从手段、方法论到投入的资源，以及清晰具体的做法都可见一斑。但是政策的起始环节就存在问题，广州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出台了不少政策，但如果这些政策如果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都只是空的。我们需要明确每一个政策举措会投入多少资金。这就是所谓的“政策计量”。在制定产业服务政策时，我们打算实施几个动作，每个动作预计投入多少资金，这是一开始就需要算清楚的，并且要有明确的预算。
我们最近评估了中央多个部委出台的8个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落地政策，总体而论，大家还没有数字化计量政策关键环节的意识，所以政策资源投入计量、政策测试、政策推送、政策追踪、政策实施评估和政策优化的全过程数字化优化还不太到位的。这种现象放到我们现在的产业政策领域，恐怕也很普遍。
还要补充一点，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建设中，可以追求“一业一策”，但不合适大量推行“一企一策”。 因为“一企一策”很明显地对企业区别对待，而且很多领导承诺或者给企业的待遇很可能不合规。这种差异化待遇本身就存在服务过度的违规风险，到后来到任的领导不认了这也有一定合理性。因此，从本质上讲，我们需要公开探索透明的“一业一策”。
只有当我们将道理阐述清楚，将清晰的道理转化为数字化、规范化的接触办理和寻求方式时，才能让陌生的投资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时产生更加随和、方便、亲切、公平的常规感觉。这正是过去广州这样的地方营商环境的魅力所在。我相信，通过产业营商环境的数字化、法治化和市场化，我们广州这片土地上的营商环境魅力，会发挥得更充分更到位。
（基于袁岳博士在广州市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